既然说到了在草原上土生土长的大秦帝国，就不得不说一说游牧民族。
所谓：橘生淮南则为橘,生于淮北则为枳。
如果说淮河将橘子和枳分出了界限。
那么，横亘在大汉帝国北境的色格河与万里长城，便清晰划分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。
两个生活秉性不同、习惯不同的民族，必然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，这种矛盾，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，两个不同类型的文明相互冲突，相爱相杀。
农耕民族对草原民族，既有“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”的深仇大恨，也有昭君出塞的和平时期，双方常常是互有胜负，作为农耕民族代表的中原王朝，也曾封狼居胥，再不济也是能留守江南，偏安一隅。
以大汉帝国为代表的农耕民族自不必说，他们历来遵守安分守己的原则，施行小农经济，小富即安。
而游牧民族，他们生活的区域是降水量线以下的少雨地区。这一区域的水热条件不能满足农业灌溉的需求，所以，他们只能任由自然植被的生长，利用广袤的大草原去养育更多的牛羊，来生活下去。
但是，牧草的生长速度有限，牛羊的需求无限，牧草的生长是赶不上牛羊所需要的食用量的，于是牧民们就需要不停地搬迁，逐水草而居，游牧民族，由此而来。
不过，如此一来，游牧民族对草原疆域的需求就比较大，在不断变换放牧区域的时候，对南方水草丰茂的农耕区更是望眼欲穿。毕竟能够安安稳稳地过生活，谁又想居无定所呢？
当然，这还不是导致两个民族之间发生激烈冲突的最主要原因。
最主要的侵略原因，还是食物问题。
“食色，性也”，对食物的生理需求是最基础的需求，如果一口饱饭都吃不到，还谈什么和平和发展？
所以，一旦遭遇极寒天气、雪灾，大雪封山，游牧民族手中的牛羊就没了食物来源，大批的冻饿而死，
弹尽粮绝之下，他们活下来的路，只有一条。
南下，抢！
于是，长达几百年、几千年的杀戮，就此形成了。
游牧民族在一次次南下中，认识、实践、再认识，最终效仿农耕民族，创建了大秦这个庞大帝国，与大汉帝国在天下分庭抗礼。
两个民族不仅习惯相左，就连做事风格，也大不相同。
这一点，从秦、汉两位执政君王身上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。
大汉天子刘彦，雄心壮志却心慈手软，十几年前，世族明明已经做大威胁皇权，他却仍然没有采取雷霆之势将其消灭，而是仍然采用了分化瓦解的方式削弱世族。
世族势如轻轻野草，入秋便呈燎原之势。
最后，他们拧成一劲儿，齐入京畿，瓜分权力，架空天子，差点把百年安宁的大汉江山变成了第二个东汉三国。
即便这样，当吕铮出山力挽狂澜，为刘彦定下天地人三策时，已经怒不可遏的刘彦，还是选择了温水煮青蛙的下策。